要解决这个谁养活谁的问题，中央和地方政府只有建立劳动力市场这一条路可走。

他们发现，从1998年起中国制造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一直是往下走的，从1998年的65%下降到2001年的60%以下和2007年的58%，之后再全球危机期间虽然信贷高速扩张，资产负债率却进一步下降到2013年的56%以下。我们可以把上面的讨论总结为以下几条发现： 中国M2/GDP的比率已经处于全球高位 非金融部门负债/GDP比在全球范围看属于偏高，明显高于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但与多数高收入经济差不多 非金融部门的负债其实主要集中在非金融企业，而不是政府和居民 即便如此，制造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一直保持着下降的趋势 当然，所有工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在稳步上升，按行业看，采矿和建筑是杠杆加得最快的行业。

作者系统地梳理了过去八百年来的金融危机，发现很多灾难都起源于借贷的高速扩张。陆铭提出的去杠杆需要结构性策略的观点十分重要。好在目前中国政府和居民的两张资产负债表还比较健康，可以为去杠杆政策争取一点时间。第三，2007年以后杠杆率快速上升是永久性的还是过渡性的？四万亿刺激政策令负债增加，但同时增长减速，杠杆率上升很正常。试图人为推动资本市场繁荣或者放任新型融资方式野蛮生长，最后不但很难达到去杠杆的目的，还有可能酿成新的金融风险 尽可能地控制甚至减少坏的杠杆，增加好的杠杆 既然中国高杠杆率的问题主要集中在非金融企业，特别是在内陆地区、重化产业和国有企业，其实很多已经变成了僵尸企业，它们的杠杆率高、利息备付率低。

而知识储备不足，可能让实际经济部门无所适从或者盲目从事。这个比例越低，说明企业支付利息的困难越大，违约的概率就越高。在八十年代，大部分财政负担压在中央政府身上。

引言所说的当代中国社会的那三个特征性事实使中国与其周边各小国情况非常不同。这一点海耶克在《通向奴役之路》中有过详细的剖析。如果费孝通（《乡土中国）的看法正确，传统中国的农村经济是"精耕农业与家庭工副业"的结合。因为"鸟笼"的前提是自由市场经济不能抢了国营经济的饭碗。

既然失去了企业上缴利税的政府要靠纳税人养活，政府的合法性问题就提上日程了。一九九二年十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政治上为"深层次改革"做了一定程度的准备。

他们企业的总资产大多在几十亿元人民币左右。是以家庭为核心的，不是以法律为准绳的。例如当我们谈到在中国建立私有产权制度时，就必须考虑到在法治缺失的环境里如何利用家族联系或旧有的文化传统的力量来界定产权的"私有性质"。不论如何，把贸易扩展到个人联系以外的范围是需要某种超个人的力量才可以保护产权和维持交换关系的。

这虽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区别，却意味着市场经济的逻辑的，历史的，不可抗拒的展开。我们中国人的平等观念绝不是这类表面的平等，我们强调的是实际上的平等。经营规模取决于两个主要因素，一个是市场所提供的规模经济效益的大小，一个是企业家才能的大小。然后，也许冒昧地预测一下未来十年或二十年中国大陆以及香港社会经济的前景。

而这两个因素的发展在当时的中国农村需要时间和政策投入。惟其如此，各色各样的小道消息才会首先登陆香港。

之所以如此，盖源于以家为基础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理想。所说的"交易成本"则含有两类费用：（1）在交换发生之前的费用，例如信息的收集，传递和交流等。

可惜，社会主义毕竟没能从空想变成科学，反对资本主义先生的学生们最终还是要搞资本主义才可以富强起来。另一方面，在技术上非常强大的国营企业的效率下降与亏损增加，这两方面因素是促使政府进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主要动因。于是党内政治斗争（红区党和白区党，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以及十几个派系渊源），中苏两党长期的，始自中共建党之初的冲突，中美关系（中美交恶其实是国共两党逐鹿中原的后果），这三大因素阴错阳差，此起彼伏，构成了现代中国大陆一幕幕悲剧，喜剧，和闹剧的大背景。中国政治有那些基本的性质呢?大致有二。专业户的出现是农村经济改革开始突破鸟笼经济的第一个信号。对于前一个问题，当时现成的一个改革方向是已经在首钢试点的上缴利润承包制。

为了维持工人生活水准，在物价上涨时，社会主义政府必须增加中央计划中工人工资的总额。家庭责任制虽然几度演变，但其基本的产权涵义是清楚的：每一个农民家庭有权在一定时期内使用一块土地和做出生产决策，有权支配本户劳动力，有权使用集体所有的大型农机具和水力设施。

西方人由于有过上千年的基督教化，上帝的法律的神圣性早就根植其中，再经过近世的世俗化运动成为普通人所持奉的法治精神。另一方面，在南部中国（包括江浙各省）获得蓬勃发展的乡镇企业，则主要是通过企业的地方化和社区化来取得发展的空间与资源。

在社会生产过程中，价值就这样不断地从下游向上游转移和积累，构成社会主义的工业化过程。多级政府，一群婆婆"的局面。

这个问题实质上是宪法保护不保护资本家权益的问题。这就是我所谓的改革的深层次问题。正如我在引言里说的，如果我们把中国发生的从五十年代开始偏离苏联模式的一系列改革运动看成一个渐进的连续的传统，那么今天发生在中国大陆的对正统社会主义的彻底的离经叛道就是非常自然和顺理成章的事了。在工业管理方面，很不幸，毛过于浪漫和自信，他的才能主要是在艺术方面（文学，军事和政治都是艺术而不是科学）。

这个模式解决了（至少是缓解了）农村人口的就业问题。但是那将与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传统势力发生严重冲突。

如果法律不允许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员占有一部分利润，那么他们的贪污腐化就变得情有可原了。另一方面，经营国有资产的企业家们就只有通过非法行为来分享他们为国家创造的利润。

好在这里所说的"资本主义"并不一定是西方模式的，而是海耶克所定义的"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一部资本主义经济史无非是为这一规律做的脚注。

话又扯远了，回到正题。因为只有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同时涉及或解决所提到的全部深层问题。或者用国内经济学家如吴敬琏先生的话，叫做"放权让利的改革"。其二，中国政治是官僚政治。

在俄罗斯，它以理性的方式在改革之初就被成套地提出和导致了激进的，从政治到经济的改革。农闲时，过剩劳动力就投入家庭工副业。

毛泽东则反复抨击国家计划委员会里那些动辄讲究"平衡"的官僚主义老爷。可以认为，这两个效率原则概括了其他所有的经济学原理。

列宁早就说过要把那些"该死的官僚主义者统统用脏绳子勒死"。如果国有企业的工人愿意的话，他们也可以到乡镇企业里去工作。